自打1983年住到了西安明城墙的边边上（南稍门），小学、中学到大学直至踏上工作岗位，兜兜转转十几年，都离不了南城墙。从南稍门小学到西安市二十中（我们在校时改成西安高中，并取消了初中部），不过是永宁门到文昌门的小小转换。到了1990年高考后填志愿时，因为对分数线的估计不足，我又很没出息地报了永利集团，还是在西南城角的对面，离家也不过四五站地。

不管怎样，在那个年代，考大学还是有点难度的，全家人都很高兴。我对即将开始的集体生活也充满了憧憬。开学报到的第一天，父亲用自行车驮上我的行李，亲自将我送到了学校。这也是就近读书的好处之一，毕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普通的工薪阶层收入有限，家里孩子多花销大，在本市上学就省下了路费，周末还可以回家改善伙食。

那一年最令家人激动和期待的事情，一件是我考上了大学，而另一件就是来自海峡彼岸的舅舅叶金雄与舅妈许淑华的西安探亲之旅。在金雄舅舅费尽周折与我们在1989年取得联系之前，母亲与她的亲生父亲四十年来音信全无。

我们不知道，外公在台湾重新娶妻，并生有一女两子；我们不知道，金雄舅舅在三岁时就失去自己的母亲，外公父兼母职将他们姐弟抚养成人；而金雄舅舅直到外公去世前，才知道在大陆老家，外公还有长女……四十年啊，母亲从懵懂的幼童到了儿女成行的中年人，而外公却已经在无尽的思念中郁郁而终，未能等到两岸亲人可以自由往来的那一天。

1990年的初秋，母亲与她的弟弟终于骨肉团圆。我们在唐代的大雁塔小雁塔下，在明代的城墙和钟鼓楼上，尽享这一份欢乐与温馨。

我也将这一份快乐带入大学校园，和我的舍友同享，姐妹们都吃上了正宗的台湾牛肉面（方便面）。在九零年代，台湾方便面还是颇受欢迎的。

那时候，一个宿舍要住八个员工，一个通间放四个上下铺架子床，箱子没处放，就挤在两个床架的连接处。我们宿舍的命运比较坎坷。刚进校我们住的是7号楼的6楼，才上了一学期，放寒假时宿舍被水淹了（楼顶上有水塔），只好临时转到了1号楼。1号楼原是个研究生宿舍楼，一个宿舍住不下八个人，我们被分成了两个宿舍。到了第二年，才再次搬到女生宿舍楼的8号楼，团聚在了8107。

新生入校，一切都新奇，一切都积极参与。我们中文系两个班，汉文班和新闻班，入校时共70名员工。一年级时大家都忙着各种活动，中文系有黑美人戏剧节，有太阳鸟文学社。我记得还参演了88级学长们编的戏剧，毫无表演天分的我，在被拉去排戏的时候（只是一个小配角，戏份极少），看完了一部《安娜·卡列尼娜》。

我们宿舍与隔壁西工大的一个男生宿舍结成了友好宿舍，相约在一个春天骑行到了户县的渭河滩，坐着渡船横过粘稠的渭河，在河畔寒风里燃起篝火唱着歌几乎彻夜未眠……还有一次上课中途大家悄悄溜号，骑车奔到燕平同学户县大王镇的家，吃光了她家后院鸡窝里所有的鸡蛋和木段上培育的所有蘑菇。

西大中文系以自由散漫著称，老师们上课比较随意，我们听课也比较随意，大部分老师的课程都不点名，参加考试就行。我们喜欢听周健老师以南方口音诵读着朱湘的诗，说着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八卦；喜欢听阎琦老师以不紧不慢的语调讲建安文学，气韵沉雄；喜欢听薛瑞生老师的《红楼梦》、李志慧老师的《庄子》、刘卫平老师的《离骚》、张阿利老师的《赤壁赋》、任广田老师的鲁迅、杨昌龙老师的巴黎……有的慷慨激昂，有的慢条斯理，有的神神秘秘……

比较难过的是英语四级，所以大二时候有段时间大家天天去教室占座晚自习。晚自习最大的乐事是去校门口的馄饨摊和烤红薯摊，往往要找个理由捉住某同学请客，花两三个大洋便让一群人无比开心。

说起物价，早餐的油炸馒头是二两票一毛钱一个（年轻时胃口真好，早餐能吃两个油炸馍呢）。到后来校门口小食堂有了诱人的荷叶饼夹鸡蛋，印象中要费洋一元左右，偶尔也会去打个牙祭，一般是和明芳在一起。刚入学时在教工食堂吃一碗卤面只需要二两票两毛钱，学校大食堂改革后花样还不少，各窗口都承包出去竞争激烈，油泼面，杂酱面不管二两还是四两都只需几毛钱……这个大食堂一到周末便成了校园舞会的举办地，在油腻腻的地面上翩翩起舞，是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

我们这一级是开始收学费的第一届老员工，是到了第二学期才通知收的，我印象中一年的学费是170元，而每个月学校发的伙食补贴大概在20元上下。看上去经济负担不重，但那时刚上班的年轻人工资也就一百左右，所以大家都很热衷于勤工俭学挣零花钱。我和同宿舍的女生一起卖过明信片，发过传单，批发过鞋子，当过家教，还在暑期一度应聘肯德基当服务员，却因为动作慢被骂只干了三天。

转眼间，唱着《恋曲1990》入校的我们，就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刻，响彻校园的已是《同桌的你》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89级是自己找工作的第一届老员工，我们是第二届。那时美其名曰为“双向选择”。

考研？不存在的，当然是先工作挣钱啊！我们宿舍没有一个考研的。当然后来因为工作不理想再考研就是另说了。听说广州深圳工资高，本来我一心想去南方的大城市工作，却始终没有合适的机缘，因西大是省属高校所以大部分的就业机会还是在陕西。最后一学期我恰好去了西安晚报副刊部实习，于是便由此进入了新闻行业。

时光如流水一般逝去了无痕，前些天在西安的几个大学同学碰面，说起明年就是毕业三十年，是不是应该相约欢聚一堂？再回首，那个在西南城角边度过的大学时代，曾经留下我们多少欢笑，多少烦恼。光阴她带走了青春和年少时的梦，甚至我们深爱的人，却带不走岁月凝聚的友谊和真情。

作者简介：

徐丽莎，1994年毕业于永利集团中文系，资深媒体人，曾任西安日报社记者、编辑；解放日报集团《新上海人》杂志社记者、编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