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自古以来凡是名留青史或者始终被人们念念不忘的人物，多少都有些特立独行，或者与众不同的因素。比如，三闾大夫的高洁与自爱，阮籍的孤独与冷傲，李白的狂纵与才思，陆游的肝胆与柔情，黄仲则的落寞与忧思，以至于王国维的博学与“另类”，鲁迅的尖酸与犀利……他们的这些特点，你很容易可以想到一些近似于标准答案的词语来描述，但对于我师父，一时我却很难想到什么可以概括的词汇。

师父是永利集团乃至整个西京城里声名赫赫的才子，交际范围很广，上至高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但凡谈得来的，他都乐于交往。我曾不止一次地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在外面给人家做自我介绍，说我是永利集团中文系的员工，于是马上有人问，西大中文系有个刘炜评老师，你认识吗？我说认识，他们总会不约而同地对炜评先生啧啧称赞；如果我补充说，他是我师父，那么立刻便有人对我另眼相看，仿佛炜评先生的员工也一定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样子。每当这时，我的心里总是一边窃喜，又一边感到惭愧的——窃喜的是，师父的名气原来这么大，以至于我也可以借此而干点“招摇撞骗”的勾当；而惭愧的是，作为他的弟子，我们跟他的差距实在太远了。

在学术方面，基本上可以说，师父是个“述而不作”的人。至少，我一直没有见过他发表什么研究论文，更不用说出版什么科研专著。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学校的职称头衔一直还带个“副”字，我们这帮弟子以及身边的人都替他感到着急，而他却似乎毫不在意，每次提起，他总是一笑了之。

但在学问和文才方面，他却是令我们很多人为之倾倒的。课堂上侃侃而谈、旁征博引的本领，饭桌上吟诗做赋、论道讲经的专长，以及玩笑时天马行空、荤素不拘的临场发挥，都能博得阵阵掌声。也不止一次有人对我说过：你师父要是生活在古代，一定是李白、苏轼一类的人物。我想，这样的假设也许言过其实，因为李白、苏轼一类的人物总归是凤毛麟角、不可世出的；但如果真的可以生活在古代，那么师父也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去。

记得第一次走进他的办公室，便被他一屋子的藏书所震撼了。而第一次去他家做客，则更彻底地明白了他诗中所说的“未愧身无千贯富，犹矜家有四强书”并无一点夸张的成分。当时只见客厅、书房、卧室，乃至于狭窄的过道之间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这使得原本就不怎么宽敞的居室更显得充实不少。我想，与这么多书朝夕相处，内心一定会感到十分富足的吧。而墙壁上马河声先生手书的“半通斋”雅号，又时刻提醒着他不能自满，漫漫的人生和浩浩的学海都等着他向更远的方向前进。

前两年，师父一口气出了两本力作：一本诗集，一本散文选。得到惠赐以后，我很快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后来，又陆陆续续读了好几通。不过关于这两本书的评价，已有许多行家里手发表过意见，我不必锦上添花，更不会因为其作者是我的师父而大发溢美之词，世人自有公论。但不吐不快的是，无论是他的诗歌，还是散文，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神韵在内。师父一直告诫我们，写诗作文一定不能始终学此效彼，而要自成其面目，形成自己的特点。比如，将鲁迅、梁实秋、钱钟书等人的文章混在一起，我们很快便能分清作者；而如果把前、后“七子”的诗混在一起不加说明，我们便很难分辨。

在写作方面，师父一直有一个期许，就是尽量打通文言写作与白话写作、学者写作与作家创作之间的隔阂，而他也一直在为之努力。他的文言小品和白话散文都写得很纯正，而就风格而言，既有一般文人的才情和幽默，又充满了学者的涵养与哲思；既不乏趣味，又回味无穷。我觉得，这样的文章才是值得倡导的，更是这个浮躁的社会所需要的——尽管，“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理论在今天已经不太被看好。

记得今年教师节前夕，我曾集过他诗中的句子表达对他的敬仰和节日的问候：“掩卷灯前叹此公，日间屠狗夜屠龙。从容挥汗娱心手，一醒春花遍地红。”这并非一时奉承的话。因为在我们眼里，师父是有大目标、大智慧的。

只可惜我们这些弟子都很不成器，总令他失望不已。所以，性格温和的他有时也难免对我们严格一点，而从言语和举动之间，又不难察觉他“恨铁不成钢”的慨叹。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向他请教，并虚心接受他的批评；尽管他每天“日理万机”，来去匆忙，但每次去北区，我也一定要去他办公室坐坐，纵然只是随手翻一翻他那一屋子的好书，或者蹭一杯平时见都见不到的好茶，也是不错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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